马孟龙--我的读博经历
我本科就读的是一座市属院校，这里的学生在学期间的目标无外乎两种，找工作和谈恋爱，选择继续走学术道路的人寥寥无几。报考南开大学的我，在一般人看来简直不知天高地厚。然而连我也没有想到，一年后自己竟然真的成为南开大学的硕士研究生。
当进入南开大学的喜悦消散之后，一个严峻的问题摆在我的面前，南开大学并没有从事历史地理学研究的老师，招收历史地理学研究生只是一个尝试。在我硕士毕业的那一年，这个研究方向被取消了，所以我毕业证书的研究方向改成“中国古代史”。在南开大学学习期间，我会被同学们反复问到一个问题，“既然你想搞历史地理学，为什么不报考复旦大学?”我总是无言以对。对于一个历史学背景的人，这可能是一个常识，但是对于一个中文背景，而且来自没有任何学术研究传统院校的人，这却是一个未曾想过的问题。
在我硕士毕业的那一年，面临着这样的窘境：对于历史地理学知之甚少，中国古代史专业基础也不牢靠。我放弃了继续在南开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想法，准备回到老家沈阳去找一份工作，就此结束我短暂的“学术生涯”。然而就在我忙于撰写毕业论文，同时联系工作单位的时候，又一个想法在我大脑里闪现：既然自己曾经喜爱历史地理学，为何不借着报考博士的名头，去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看看呢?我还是不敢贸然行事，通过同学，我询问到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葛剑雄先生的电子信箱，并发邮件表达自己希望报考历史地理学博士的意愿。出人意料的是，第二天我就收到了葛先生的回复。他热情地鼓励了我，还推荐了一些专业书籍。葛先生是历史地理学界的权威，得到他的鼓励，让我信心大增。我向同学们传达了葛先生鼓励我的喜讯，还摩拳擦掌、跃跃欲试，然而一位同学的话却如同一盆冷水，把我刚刚燃起的热情彻底浇灭。他说：“你见到葛先生时，他还会记得你吗?”是呀，像我这样写信给葛先生的人，每天不知道有多少，自己实在太天真了。
2007年4月，我出现在复旦大学的校园。我的心态如同“游客”，在复旦校园和历史地理研究所牌匾前拍照留念，丝毫没有备考的紧张。两天后的博士面试，我如愿一睹葛先生的尊容。至此，我的任务全部完成，这也算是给曾经的心愿一个交代。
几周后，我得知了落考的结果。这并不意外，我没有受到任何影响，依然专心于硕士论文答辩的准备。然而几天后的晚上，当我像往常一样打开电子信箱时，却意外地发现一封葛先生的来信。在邮件中，葛先生肯定我具有学术研究的潜质，希望我不要放弃。最后他竟提出，如果我愿意，欢迎我去上海，他可以为我提供生活费和住处，我可以一边帮助他做项目，一边准备来年的博士生入学考试。直到今天，当我写下这段文字，内心仍然不能平复，仿佛又回到了六年前的那个夜晚。当我看到这封邮件时，简直不敢相信是真的。我把邮件反反复复地读了十几遍。至今我也想不明白，仅仅通过十几分钟的面试，葛先生是如何判定我具有培养前途，而在南开的两年里，除了我的硕士导师阎爱民先生，没有人认为我有学术研究的能力。我立刻接受葛先生的邀请。不过我的基础实在太差，葛先生知道我很难在短时间内达到博士生入学考核标准，最后他与学校协商，以破格特招的形式让我成为一名博士研究生。
本以为要绞尽脑汁才能确定的博士论文选题，最后却以非常偶然的形式出现在我的面前。2008年，《文物》月刊公布了几枚湖北省荆州市松柏汉墓出土的简牍，当时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副研究员刘瑞先生正在复旦大学历史系进修博士学位。他很快注意到这批简牍的价值，并在很短的时间内写成研究文章。之前因为共同的研究兴趣，我们已经成为很好的朋友。刘瑞先生谦虚地把文章送交给我，请我提一些批评意见。我仔细地阅读文章，逐一核对史料。在阅读的过程中，我觉得刘先生对木牍中某些侯国的分析存在偏差。几周后，刘先生受邀在历史地理研究所介绍他的研究成果。在报告会上，我系统地提出了自己的怀疑。刘先生并没有因为我冒失的举动而感到不快，反而和在场的几位师友热情地鼓励我把看法写出来。受到大家的鼓励，我利用一个暑假的时间，写成我学术道路上第一篇独立完成的论文《荆州松柏汉墓35号木牍侯国问题初探》。
文章完成时，我的热情尚未散尽，竟然不知深浅地把文章投给学界极有影响的学术刊物《中国史研究》。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仅仅三个月后，我就收到了用稿通知。第一篇学术论文就被权威刊物录用，这极大地激发了我的研究热情。《荆州松柏汉墓35号木牍侯国问题初探》只探讨了三个侯国，而西汉时期先后分封了八百余个侯国。我想，如果能把八百余个侯国全部梳理一遍，一定会有更多的发现。我决定把“西汉侯国地理分布研究”作为博士论文的选题。
当我把这个想法告诉葛先生的时候，他仍然存有担心。西汉分封侯国虽多，但资料零散，而且不成体系，再加上周振鹤先生已经对西汉侯国有过精深的研究，所以作为博士论文选题，还有很大的风险。但面对充满热情的我，葛先生不忍打击，而是建议我系统收集一下资料，即便日后达不到博士论文的篇幅，也可以形成几篇文章，不妨作为学术训练。由此我立刻投入到资料整理之中，整整一年我几乎天天待在资料室，把西汉封置的八百余个侯国的地理方位和置废年代全部整理了一遍。在整理过程中，果然有新问题显现出来，其中很多问题甚至是前人从未注意到的。我把这些发现不断汇报给葛先生，终于有一天，葛先生在邮件中说，可以将这个选题作为博士论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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