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士不是科学家
中国建成世界最大的学士、硕士、博士生产线。在过去的十年间，我国的学术界不仅仅是教授多了，院士多了，而且拥有博士学位的人也多了。博士多到了什么程度?到明年——2010年，我国每年将有5万多人博士毕业，40万多人硕士毕业，200万多人大学学士毕业，成为世界第一。我国的学位制度从七十年代末刚刚起步，八十年代初开始授予博士学位。1983年，北京大学专门请了一百多位专家给数学系研究生张筑生一个人搞博士论文答辩，才使他获得北大授予的第一个博士学位。曾几何时，我国的博士教育几乎可以与牧童放羊相媲美。一个 博导 同时指导几十名、上百名博士研究生的例子已经算不上是新闻了。某大学的一次博士论文答辩会，一位博导的八名弟子同时上阵，一举拿下了八个博士学位。难怪这被称为我国的“博士大跃进”。博士大跃进的直接后果就是博士水准急剧下降，以致这些新科博士被称为“水博士”，并且全线贬值。下图为博士帽满天飞的盛况：
2008年4月，在首届全国地方大学发展论坛上，国务院学位办主任杨玉良透露，中国大陆获准授予学士学历的大学有700多所，美国有1000多所,但我们拥有博士授权资格的高校超过310所,美国只有253所。 杨玉良说，2006年美国培养出了5.1万名博士，中国大陆是4.9万名。到2007年，我们的博士人数超过5万人，2008年这一数字继续上升，中国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博士学位授予国家。改革开放30年，我国迅速地由研究生教育小国跨入世界研究生教育大国行列。据统计，硕士生招生数从1982年的10778人发展到2007年的360590人，年均增幅为15.07%;博士生招生数从1982年的302人发展到2007年的58002人,年均增幅23.41%,大于硕士生招生数的增幅。截至2007年，我国累计被授予博士学位者达24万人、硕士学位180万人。南开大学党委书记薛进文指出，中国的研究生教育20多年就走完了美国100多年的路，实现了“赶美超英”的目标。据调查，我国博士生导师数量远远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博士生数量的要求，使得当下我国每名博士生导师平均要带5.77名博士研究生，高于国外每名导师带2至3名学生的比例。有相当一部分学生读博也并不是为了学术和科研。由于多年来大学扩招和严峻的就业形势，很多学生选择读博是为了继续留在学校，推迟就业。而近几年一些官员也出于各种需要开始“回炉”读博士。
教育学者熊丙奇曾撰文指出，今天国内的博士教育，其首要功能不是培养学术人才，而是满足社会日益增长的对“具有博士学位人才”的渴求。详见中国新闻网文章《25年来中国博士数量年增23%博士质量成新问题》http://www.chinanews.com.cn/edu/xyztc/news/2009/03-12/1598346.shtml西方国家大学的博士研究生淘汰率大约30%，而我国基本上是零淘汰率，博士培训班对政府官员和企业老板考博更是一路绿灯，把博士培训班当做博士生产线，进行博士教育商业化。以至于许多人感叹“今天的博士不如五年前的硕士，五年前的硕士不如十年前的本科”!
我国在成功超越“英美”，一举成为世界第一“博士大国”，本该赢得公众欢呼，抑或是举国同庆的。只可惜，公众并不买账，因为留洋生不少就诉说，外国根本不把中国所谓的学位证、硕士证当回事，压根儿就不承认!回到本质问题来看，那便是多的只是粗制滥造了更多的“证”，而不是正式能够拥有博士学术水平的人。就举个最近的例子，西南大学研究生部相关人士透露，重庆区县党政一把手中，大约有一半在该校攻读博士学位。这种现象断不会只有重庆才有，全国各地情况“深度”有出入而已。普通全日制的博士尚且需要两到三年的研究，而官员属于带职读博，除却工作娱乐交际时间，所剩无几，如此境况下大多官员尚且只需要两年就能拿到博士结业证书，这种情况的可能性有多大?含金量绝对是个问号。
博士泛滥与学术腐败有关系吗?当然有。首先，学校建立 博士点 ，以及教授升博导，这里面的猫腻多着呢。为了开设、增加博士点，我国的大学可以说是使尽了全身的解数，可以说是不吝巨资，可以说什幺事情都肯干，但就是不干正事：他们连开会都要在黑夜里进行。(王克安：是“学术腐败”还是“不良行为”呢?http://www.edu.cn/20041118/3120968.shtml)。现在，申请博士点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所谓的“公关”。“公关”是干什么?是把其他单位的名人，如院士、博导等等，拉到自己的旗下，然后围绕着他们来组织材料，提出申请。申请送出去之后，再派人到评审人那里去“打点打点”。据说每个博士点的公关费已经达到了几十万元人民币之谱。那些被拉到旗下的名人们并非真的调转了工作单位，实际上只是在新单位挂个名，简称为“挂”或者“客座教授”。一旦一所学校有了第一个博士点，也就可以利用同样的方法争取第二个、第三个，只不过“公关”难度越来越小而已。据揭露，某大学早在1998年就提出了“只要能申请到博士点，不惜财力”的口号。到了2003年，他们又提出了“要不惜一切手段，今年的博士点要保5个争取8个”的奋斗目标。果然，这个被自己的学生评价为“连硕士都培养不好”的大学，现在已经有了九个博士点了。大学校长或博士点单位的法人代表把单位当成企业，把学士、硕士、博士教育当作是企业生产化管理，对学士、硕士、博士教育进行商业化经营，把学士、硕士、博士当成本单位的高利润产品，因为这种产品供不应求，利润巨大，毫无市场风险，学士、硕士、博士产品销售无须“三包”，概不退换!他们还不如商家，因为商家还敢于在店面门前挂出“假一赔十”的金字招牌。
除了把名人“挂”到自己的学校当客座教授来争取博士点之外，我国博士教育的另一个特色就是所谓的“靠”。这是什幺意思呢?这就是那些没有博士点的院、系，他们可以依靠本校(甚至其他学校)的“相关”博士点来评定博士生导师、招收博士研究生。这个“相关”的学问可大了，他们几乎能够把学术界任何学科都给相关进去。也就是说，在我国的大学，没有博士点照样可以培养博士。
学校下那么大的气力争取博士点为了什么?首先，博士点的多少，是我国大学排名的重要指针，而学校排名的高低，既是学校领导的政绩，又决定学校的经济利益(考生的多少，学费的高低，等等)。其次，学校每招收一名博士研究生，都可以得到很大的收入，包括政府拨发的人头费和学生交纳的学费。政府的人头费虽然不多，但是相当于白得的。除了这笔钱，国家还给每个研究生生活补贴。有的学校还可以从这上面揩点油水。利润是成本的数倍，利润率为百分之一百到百分之一千。马克思教导我们：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家就会大胆起来。有百分之五十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百分之一百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百分之三百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死的危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258页)。第三，博士生是维持博导存在的基础。一位博导这样来炫耀自己是如何搞学问的：每当听到一个新的信息(新技术，新苗头，新趋势)，不管自己懂不懂，不管是不是自己的研究领域，他都立即命令手下的研究生去查阅文献，然后着手申请课题。虽然成功率不高，但东方不亮西方亮，靠广种薄收，靠人际关系，每年搞个几十万元人民币还是绰绰有余的。所以说，没有这些研究生，那些博导们就不知道如何做学问了。大学拼命争取博士点的另一个原因就是，博士研究生是目前我国最廉价的劳动力。岂止是廉价，很多人还要自掏腰包倒贴钱来给自己的导师(通称“老板”)打工。据一所大学科研处的工作人员说，“学校鼓励导师拉项目，至于导师培不培养学生的问题，只能学生与导师协调，学校概不过问。”(逸文：导师是“老板”吗──看研究生给导师“打工”http://www.people.com.cn/GB/jiaoyu/1055/2292373.html)。所以说，在大力提倡“产学研”的我国学术界，硕士生、博士生是学术产业这个血汗工厂的包身工。
博士点是学校花钱争取来的，博导称号是教授们拼老命争来的，这是既得利益。不多招博士生，对不起学校，对不起自己。而博导的学术水平比博士生还要低，也就难怪我国的水博士的数量如同洪水泛滥了。我国的博士到底有多么“水”?一个只有高中学历的枪手，一个月内就能够“搞定”一篇博士论文，而这篇论文却能够在答辩时一次通过。(佚名：博士论文顶级"枪手"仅高中学历一字开价至少一元http://news.sina.com.cn/s/2002-06-12/0337602502.html)。这样的博士，在我国近年的博士大跃进中，可以说如雨后的蘑菇，层出不穷。
上面说到的博士虽然“水”，但却是真正的我国博士，可以简称为“真的真博士”。除了这些真的真博士之外，在我国的学术界内还有“真的假博士”和“假的真博士”。所谓真的假博士，就是那个博士学位来自野鸡大学，实际上是花钱买来的学位。比如钱钟书《围城》中的方鸿渐，再比如北大和清华的客座教授吴征就是从美国一个小青年创办的巴灵顿大学得到了这种学位。吴征教授不仅是真的假博士，他还是假的真博士：他没有在复旦大学上过课，也没有通过复旦大学的学位答辩，但却拿到了复旦大学真正的博士学位证书。吴博士虽然没有花力气读书，但却肯定是花了不少的金钱。在我国，能够搞到学位的除了金钱，还有权力。有人统计，根据报纸上公布的省部级领导干部的简历，他们之中有将近三分之一的人有拥博士学位。(陈鲁民：到底要培养多少“水”博士http://www.xici.net/b2671/d9058079.htm)。这些博士是怎么来的，我国的大学应该最明白。(邹德学：水泊梁山新闻多李逵考研http://www.smxdaily.com.cn/html/xbcf/2003/1/7/200317202946.html)。学位，这个被国际学术界视为学术尊严的标志，却被我国的学术界当成了高利润的高附加值商品。
据《钱江晚报》报道，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在杭州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最大的博士群体并不在高校，而是在官场。”据了解，官员凭借手中所掌握的各种资源，在博士考试中“脱颖而出”，甚至有的官员连正式的大学毕业学历都没有，却能一帆风顺摘得“博士帽”。官员本是掌管国家行政权力，而高校则是思想阵地，两者建立良好互助关系，可以用学术之力影响政策的实施，同时可以让最新的学术成果转换成施政的方针，二者相得益彰，促进社会进步。可是如今，高校沦为行政力量的“后花园”，用最高学位证来换取官员手下的社会资源，如此似乎也是互相合作，相得益彰，只是方面掉了头。在国外，政府官员一般分为政务官和事务官两类。政务官主要从事政治决策工作，不需要过高的学位;事务官主要从事决策执行工作，如不是从事专门研究工作，也不需要博士学位。而在我国，“学位证书”情结严重，学历的畸形崇拜影响广泛，甚至政策的颁布首先要求的便是“博士”“硕士”，而工作能力等问题则从属于学历，这为官员谋求博士学历滋生了土壤!http://www.chinanews.com.cn/edu/edu-jysp/news/2009/10-28/1935063.shtml
看了以上的介绍，您就会明白，博士就是高年级学生，博士不是科学家，博士的水平超不过博导，实际情形正如同《圣经·路加福音》第6章第40节中所说的那样：“学生高不过先生;凡学成了的，也不过跟先生一样。”真正名实相符的“博士”应当是曾经以第一发明人获得过发明专利证书的博士生。
有的网友看了这篇博文禁不住会问：怎么博士不是科学家?什么样的人算是科学家呢?我的回答是：靠好奇心为引导而去进行科学研究的人才算是科学家。中国拥有大批技术专家，可以成功复制国外先进技术。象博文《为何秋天霜叶红于二月花》这种命题，在中国学者看来是太小儿科的问题，研究这种问题不会得到科研经费，对评职称毫无帮助，在现实主义与功利主义的影响下，只有外国的“傻瓜”科学家才会去研究。这正是中国籍学者百年来无一获得诺贝尔科学奖的根本原因，纵然中国中央政府每年给1000亿元科研经费，换来的是大量SCI垃圾论文，每篇论文的平均引用率降到参与统计的144个国家和地区的第125～128位，这几乎是垫底的排名!换来的是国家整体科技创新能力从国际排名的第13位逐年后退至第27位的结局。如此巨大反差的根本原因是：前者种子运动员是通过公开公正的体育竞技场层层比赛选拔出来的，中国体育界要选拔培养出具有能够在国际体育赛场上摘金夺银实力的运动员向国民交差;后者不但没有类似公开公正的纯学术辩论的竞技选拔平台，中国科学界目的只是垄断瓜分科研资源和经费，维护自身眼前既得利益，最后只要以一定量的SCI论文就可以凑数交差，而不用管发表的是否是大量的垃圾论文。
那么，科学家是什么样的人呢?
科学家是象爱因斯坦那样的、以好奇心为引导而琢磨“如果我坐光速飞船会看到什么景象?会发生什么事情?”这种“傻乎乎”奇怪问题、并奇思异想地寻求答案的、敢于挑战权威科学理论的人。爱因斯坦26岁公开发表狭义相对论的时候仅仅是个业余科学爱好者，这时的爱因斯坦就是中国当代科学界所称谓的“民科”。
科学家是象陈景润那样的以好奇心为引导而琢磨科学问题的人。陈景润在福州英华中学读书时，有幸聆听了清华大学调来的一名很有学问的数学教师讲课。他给同学们讲了一道世界数学难题：“大约在200年前，一位名叫哥德巴赫的德国数学家提出了‘任何一个偶数均可表示两个素数之和’，简称1+1。他一生也没证明出来，便给俄国圣彼得堡的数学家欧拉写信，请他帮助证明这道难题。欧拉接到信后，就着手计算。他费尽了脑筋，直到离开人世，也没有证明出来。之后，哥德巴赫带着一生的遗憾也离开了人世，却留下了这道数学难题。200多年来，这个哥德巴赫猜想之谜吸引了众多的数学家，从而使它成为世界数学界一大悬案”。老师讲到这里还打了一个有趣的比喻，数学是自然科学皇后，“哥德巴赫猜想”则是皇后王冠上的明珠!这引人入胜的故事给陈景润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哥德巴赫猜想”像磁石一般吸引着陈景润。从此，陈景润开始了摘取数学皇冠上的明珠的艰辛历程......
为了使自己梦想成真，陈景润不管是酷暑还是严冬，在那不足6平方米的斗室里，食不知味，夜不能眠，潜心钻研，光是计算的草纸就足足装了几麻袋。1957年，陈景润被调到中国科学院研究所工作，做为新的起点，他更加刻苦钻研。经过10多年的推算，在1965年5月，发表了他的论文《大偶数表示一个素数及一个不超过2个素数的乘积之和》。论文的发表，受到世界数学界和著名数学家的高度重视和称赞。英国数学家哈伯斯坦和德国数学家黎希特把陈景润的论文写进数学书中，称为“陈氏定理”，可是，这个世界数学领域的精英，在日常生活中却不知商品分类，有的商品名字都叫不出来，被称为“痴人”和“怪人”。
陈景润不爱走公园，也不爱逛马路，就爱学习。学习起来，常常忘记了吃饭睡觉。有一天，陈景润吃中饭的时候，摸摸脑袋，哎呀，头发太长了，应该快去理一理，要不，人家看见了，还当自己是个姑娘呢。于是，他放下饭碗，就跑到理发店去了。理发店里人很多，大家挨着次序理发。陈景润拿的牌子是三十八号的小牌子。他想：轮到我还早着哩。时间是多么宝贵啊，我可不能白白浪费掉。他赶忙走出理发店，找了个安静的地方坐下来，然后从口袋里掏出个小本子，背起外文生字来。他背了一会，忽然想起上午读外文的时候，有个地方没看懂。不懂的东西，一定要把它弄懂，这是陈景润的脾气。他看了看手表，才十二点半。他想：先到图书馆去查一查，再回来理发还来得及，站起来就走了。谁知道，他走了不多久，就轮到他理发了。理发员叔叔大声地叫：“三十八号!谁是三十八号?快来理发!”
过了好些时间，陈景润在图书馆里，把不懂的东西弄懂了，这才高高兴兴地往理发店走去。可是他路过外文阅览室，有各式各样的新书，可好看啦。又跑进去看起书来了，一直看到太阳下山了，他才想起理发的事儿来。他一摸口袋，那张三十八号的小牌子还好好地躺着哩。但是他来到理发店还有啥用呢，这个号码早已过时了。
陈景润进了图书馆，真好比掉进了蜜糖罐，怎么也舍不得离开。可不，又有一天，陈景润吃了早饭，带上两个馒头，一块咸菜，到图书馆去了。陈景润在图书馆里，找到了一个最安静的地方，认认真真地看起书来。他一直看到中午，觉得肚子有点饿了，就从口袋里掏出一只馒头来，一面啃着，一面还在看书。
“丁零零……”下班的铃声响了，管理员大声地喊：“下班了，请大家离开图书馆!”人家都走了，可是陈景润根本没听见，还是一个劲地在看书呢。管理员以为大家都离开图书馆了，就把图书馆的大门锁上，回家去了。
时间悄悄地过去，天渐渐地黑下来。陈景润朝窗外一看，心里说：今天的天气真怪!一会儿阳光灿烂，一会儿天又阴啦。他拉了一下电灯的开关线，又坐下来看书。看着看着，忽然，他站了起来。原来，他看了一天书，开窍了。现在，他要赶回宿舍去，把昨天没做完的那道题目，继续做下去。
陈景润把书收拾好，就往外走去。图书馆里静悄悄的，没有一点儿声音。哎，管理员上哪儿去了呢?来看书的人怎么一个也没了呢?陈景润看了一下手表，啊，已经是晚上八点多钟了。他推推大门，大门锁着;他朝门外大声喊叫：“请开门!请开门!”可是没有人回答。
要是在平时，陈景润就会走回座位，继续看书，一直看到第二天早上。可是，今天不行啊!他要赶回宿舍，做那道没有做完的题目呢!他走到电话机旁边，给办公室打电话。可是没人来接，只有嘟嘟的声音。他又拨了几次号码，还是没有人来接。怎么办呢?这时候，他想起了党委书记，马上给党委书记拨了电话。
“陈景润?”党委书记接到电话，感到很奇怪。他问清楚是怎么一回事，高兴得不得了，笑着说：“陈景润!陈景润!你辛苦了，你真是个好同志。”
党委书记马上派了几个同志，去找图书馆的管理员。图书馆的大门打开了，陈景润向管理员说：“对不起!对不起!谢谢，谢谢!”他一边说一边跑下楼梯，回到了自己的宿舍，打开灯，马上做起那道题目起来。
陈景润不仅是数学奇才，在教育孩子方面也有独特的见解。儿子名叫陈由伟。"陈由伟"这个名字是陈景润起的。陈由是他与夫人各自的姓，伟则希望其对人类有伟大贡献的意思。陈景润对独生儿子的培养方法是：民主对待儿子。家庭民主，父子民主，母子民主，使孩子能自由自在成长，使他的思维方法更具有个性。陈景润认为，孩子有个性才能成才，文艺家、政治家、科学家都靠个性的发展才获得成功。陈景润希望儿子将来也当科学家。陈由伟天生聪明，每当他拿玩具，便好奇地把玩具解剖——拆开看个明白。一个玩具几十元，当母亲的便拉下脸来严肃批评儿子。这时，陈景润总是乐呵呵地站在儿子一边说："孩子有好奇心是件好事。他能拆开玩具证明他有求知欲望，能研究问题。当父母的要支持他才对。"儿子上小学后，常常向陈景润谈自己的事，学习、劳动或与同学的往来。陈景润认真听着，然后为孩子当参谋，或表扬或批评纠正。很快，他就获得了孩子的信任，和儿子成了朋友。陈景润认为，教育培养孩子，要因人而异，不同环境、不同性格，教育的方式方法也要不同。这正是这位举世闻名的数学家的过人之处。陈景润对夫人由昆讲：“教育孩子要灵活，要分阶段。孩子的成长与教育方法分不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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