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教育学博士的乡村情结
当了20多年村小教师的刘玮，一年半前在南京师范大学读完博士后，放弃留校任教的机会，选择去无锡一所村小当校长。朋友和当年的同事都莫名惊诧—人往高处走，回到村小，这博士岂不白读了?刘玮笑了，“陶行知当年提倡乡村教育建设，改变了很多农村孩子甚至整个村庄的素养。现在的乡村教育太需要人了!” 这也是他攻读教育学博士学位的初衷。
读博之前，刘玮在连云港市灌南县几所村小工作了20多年，从普通教师到小学校长。读博后，他应聘到无锡滨湖区胡埭镇一所村小立人小学做校长。
立人是当地撤村并校、三所村小合并新建而成，不远处是座小山，和桃红绿柳的太湖湖畔。近些年，各级政府花大力气搞城乡统筹、教育均衡，惠及很多乡村小学，城市小学有的现代化教学设备村小也有，“有的硬件比城市小学还要好。”
但软件方面令人头痛的问题很多。立人有1192名学生，其中外来务工子女占到84.5%，来自河南、安徽、苏北等地，河南话、安徽话、徐州话等各种方言，像锅大杂烩。生源素质较低，多数家长受教育程度也不高。开家长会，家长们纷纷骑电动车来，停车多是见缝插针，乱七八糟把校门口堵个正着。家长们粗糙的手紧紧握住老师的手：“多照顾我娃，我们没时间也没能力辅导娃”。对立人大多数学生来说，至关重要的家庭教育是缺失的。
就是这样的现状，刘玮一到任，便给自己定了3年计划：要把立人打造成华东地区最好的小学，“最好”的定义是“教孩子们做有素养的人。”“开学第一课讲《立人小学"儿童七礼"》，从站姿这些基本礼仪讲起。”素养还包括对传统文化的了解与认同，立人合唱团的保留曲目是无锡民歌《太湖美》，刘玮钦点的曲目。
虽是小学，活动却很多，体育节、艺术节、科技节、读书节，从春到冬轮流举行，每个节持续一个月。他就是想把孩子们从电子游戏中拽回来。对各种节的参与度，是学生毕业时重要的考核系数。但是“没有硬性指标，全看孩子的能动性。”比如阅读，老师向不同年级推荐不同书目，鼓励学生把有触动的内容记在读书卡上，还引导学生自己组织读书会。这样的活动，一般是中学尤其是城里的中学才有的。
读书的效果多年后才能显现，而中国教育界仍然独尊分数。19世纪以来，中国开始了现代化，教育家们一直在新与旧、土与洋之间寻找平衡点，想方设法吸纳一些新课程，但却没有改革学习的基本策略，教和学仍然围绕背诵和重复来进行。这是中国几千年来教育制度的基石。如今几乎人人都批评这样的教学模式，但老师们的回应是： “这是为孩子们的未来做准备。”刘玮也在挣扎，但他看到了一线光亮。
他说，“排斥应试教育是不现实的。中国人口众多，以统一的考试选拔生源，是一种无奈之举。至于立人，绝大多数学生来自农村，家长都把改变家庭命运的赌注押在孩子身上，他们需要应试教育这条路径。”但应试教育不是教育的全部，“素质教育也应是考核学生的一个标准，对学生一生有用的思维训练、创造性培养，必须兼顾。”
他的3年计划从课堂改革开始。中国的老师教育孩子，通常用否定的祈使句：“不要做这个不要做那个。”刘玮却告诉老师们，要允许学生“做这个做那个”，要“增强课堂的随意性甚至盲目性”。他自己教数学，讲一道应用题，恨不得把所有相关过程都演示给学生看。
家长们崇敬他的博士头衔，但对他的方法很是狐疑。有家长看自己的孩子大半天在学校就是“玩”，就问刘玮，“小孩子成绩搞不好怎么办?”他们不知道刘玮是个认真、较真的人。他在灌南实验小学做校长的6年里，小学的素质教育在全市名列前茅，而语数外三项的硬指标，也冲进全市前三。“素质教育和应试教育可以相互促进。教育是良心事，泯灭了孩子的好奇心、想象力、探索力，他们不仅失去童年，也不会有卓越的未来。”
在刘玮，这话不是老生常谈，而是他童年最深刻的体验。他读小学4年级时，学校来了刚从师范毕业的孙老师和吴老师，两位老师带着他们走出课堂，观察田埂上的植物，在小河边唱歌……以前村小没有美术、音乐课，两位老师来后一一补齐。上世纪80年代文学兴盛，两位老师竟向孩子谈起文学思潮和小说。小刘玮想象中的世界，骤然改变—原来世界是广大的、活泼的、自由的，而不是僵硬、拘束、狭窄的。小刘玮真心愿意好好读书，将来像孙老师吴老师那样见识世界。
此后，他凭借读书成为叔叔期许的公办教师，成为小学校长，成为博士。可贵的是，他又回到村小，想帮助更多的乡村孩子走出乡村、见识世界。“一种蕴藏于心的乡村情结，一种改造乡村教育的朴素愿望是我选题的初衷。”这是他博士论文开题报告中的话。
开题报告中的一连串问题
刘玮在立人开展的教育实验，在灌南已经实践过。1989年中师毕业，刘玮到小时就读的灌南村小教书。此后20多年，他换了几所小学，参与了苏北乡村教育跨越式的发展：从基础设施匮乏到硬件赶超城市小学，同时，深层问题开始浮出水面，“以前乡村教育缺资源、缺钱，现在缺好的教育机会。”
有着农民的肤色，戴眼镜的刘玮始终保持着儒雅的微笑，“抱歉，下午我还有课。”采访必须在上课前结束—刘玮当初接受滨湖区聘任的条件之一，是要保证每周至少上4节课。
20年的一线教学经验，让他深信，有无好的教育机会关键在师资。在滨湖，人人都当他是特殊存在，介绍他时都说，“这是唯一有博士学历的村小校长”。刘玮对记者说，其实在台湾，小学师资中拥有博士学历的高达92%。
“对于乡村教育，我比谁的感情都深，看到的问题也比别人多”。他在博士论文开题报告中问道：城乡二元结构下，乡村教育的目标是什么?巨型学校、大班与 “鬼校”并存现象是如何形成的?如何遏制教师进城导致城乡教学质量差距进一步拉大?公共服务如何面对撤点并校后农村家庭教育成本加大的问题?乡村学校式微对乡村文化有何影响?
这一系列问题都可说是他的切肤之痛。他向记者解释，早先在教育资源均衡推进过程中，源源不断输送的资源形成了浪费，人们称之为“撒胡椒面”。资金平均到乡村教育的每一个点上，比如灌南建了305所村小，但撤村并校后，现在只有76所。硬件资源的浪费还可估量，“师资落后，后续管理跟不上，损失就无法估量。”撤村并校的另一个后遗症是中心学校形成，集聚了好的师资，那么其他村小里的学生谁来教?
“身处大环境中，想改变?难!像是陷在淤泥中，动一下，要挣扎好久。”有使命感的人，活得往往不会太轻松。刘玮决定读博，寻找解决问题之道。面试时，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 博导 吴康林问他：“读博起码要脱产一年半，你放得下工作吗?”“可以。我读博，就是想沉下心来读书，梳理20年来一线工作的经验。”吴康林后来告诉刘玮，就是这句话，让面试组当即拍板录取他。
读博，也是他的读书情结在作祟。上世纪80年代，刘玮中考，全县第8名，当时最好的选择是进中专。后来他通过自考拿到大专文凭、本科文凭，读了苏州大学教育学研究生，2011年考上了南师大教育学实践类博士，专业方向是“农村教育政策研究”，导师张乐天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农村教育研究中心主任。这个一步一步走向世界的乡下孩子，开始研究乡村教育的发展方向。
他不好意思地对记者说：“我之所以又回到村小，也是因为小学升学压力小，我有更多进行教育实验的空间。”
无形中穿越两重人生
乡村教育现状是刘玮和导师张乐天共同的困惑。“乡村教育某种程度上担负着乡村建设的作用。”张乐天说。刘玮对这个关系的理解，从他尊崇的陶行知开始。采访中，他一再提到上个世纪初在南京、无锡乡村进行教育实验的陶行知。
1926年，陶行知进行“无锡小学教育之新生命”的实验，他教孩子们沿着马路的右边走，不几天，那里的成人也开始靠右走。“小学教育不仅塑造孩子，还能够影响他们所属的整个群体。”
从上世纪20年代开始，晏阳初、梁漱溟、卢作孚、陶行知等人在全国各地从乡村教育开始进行乡村建设。抗战期间，流亡到乡村的知识分子继续他们的事业， “影响了整整一代人”。80年代以后，乡村建设突飞猛进，但如“三农”问题学者李昌平指出的那样，“知识分子缺席，他们参与的乡村教育只停留在几个试验点。” 北京大学教授钱理群认为，知识分子每次掀起的乡村建设浪潮，都成为社会结构与形态发生较大变化的先导。
刘玮做的事其实是延续了中国知识分子参与乡村建设的传统。但他笑说，“我没想这么深远，只是受了陶行知的启发。”他也迫不及待地想通过孩子们影响乡村生活。学校定期开家长会，既不是成绩汇报会，也不是告状会，而是给家长上课—刘玮请他读博时的老师、同学给家长讲怎样进行家庭教育，话题甚至延伸到家长要养成哪些文明习惯，比如如何停车。3个月后，再开家长会，停在校门旁的电动车，比之前整齐多了。
“相对于立人，许多空心化的苏北乡村的留守儿童，更需要这样全面的、长性的实验。” 尤其是近年来由于经济危机等多种原因，大学生找工作越来越难，“读书无用论”甚嚣尘上，乡村学校生源严重流失。在灌南时，他听闻太多的中学生因为父母认为 “反正大学毕业也是打工”而辍学，他庆幸他的学生还太小，那些目光短浅的父母还动不了这块奶酪，他可以循循善诱，告诉孩子们未来的路要怎样走，“即使大学毕业还是打工，但你打的工和你初中毕业打的工不一样;你未来的人生也不一样。”这是肺腑之言，他的人生轨迹看似循环，其实已经穿越了两重境界：从自己走向世界到引领孩子们走向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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